性侵养女的鲍毓明，和他背后的合谋者们

作者 | 嘉年华 

原创首发 | 益周刊（ID：NPO2020）

上市公司高管鲍毓明性侵养女事件，给社会投下一枚深水炸弹。

撕开的，并不只是鲍毓明有多邪恶。

非法送养链条，被推入险境的孩子们

2015年，鲍毓明见到了李星星。

据李星星母亲回忆，那年4月，她通过网友牵线认识了鲍毓明，律师、名校毕业生等身份编织的光环，让她很快对对方产生信任，“确实就像个爸爸”。种种原因下，她决定将未满十四岁的女儿交给对方教养。

在鲍毓明口中，事件又呈现出另一番面貌：李星星的母亲在看到他发布的收养孩子的帖子后，主动和他取得联系。

“我和她妈说觉得这么大了不好相处，她妈说那你就有空带她出去玩或是到你家看看，试试能不能相处”。

无论真相如何，鲍毓明实际上都不符合对李星星的收养条件。

《收养法》第四条规定，在三种情况下，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可被收养，即丧失父母的孤儿、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，或者是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。

另外，《收养法》还规定，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，而无配偶男性收养女性，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。

鲍毓明只比李星星大二十九岁。

非法送养，是一个反复被提上议程，却始终没能禁绝的灰色地带。

根据中国日报，1992年到2005年间，仅重庆一个地区的家庭私自收养儿童数量就有近19800例，同时期，该地区的合法收养数量只有5100人。那是网络还没有如此普及的年代。

2014年2月19日，公安部破获一起全国特大网络贩婴案，涉案网站“圆梦之家”浮出水面。

这个成立于2007年的网站，以向有收养需求和送养需求的人提供交流平台为名，行贩卖婴儿之实，形成一套完备的产业链，寻找孕妇、高价购买出生证明、牵线搭桥，甚至还能通过审查不严的福利院，协助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。

时隔六年，李星星的悲剧冲入公众和媒体视野，这条庞大灰色链条才再次得到重视。

自称以孤儿救助为主旨的“孤儿网”，在其付费会员板块“孤儿助养”内，赫然充斥大量弃养、有偿送养、有偿求购信息。类似的信息，亦出现于妈妈网、宝宝树、妈妈帮、妈妈社区、宝宝知道等母婴网站APP，以及天涯、知乎、豆瓣等社交网站中。

水面之下，还藏着多少相关的交流群、论坛，无法估量。

在非法送养的圈子内，有一套成熟的网络暗语，"S”代表领养，"L”代表贩卖，“补+”则是明确的价码，这笔交易款，则被冠以温情的“营养费”、“辛苦费”之称。根据媒体报道，收养者们需要支出的费用少则两三万，多则数十万。

没有经过资质审核的收养者，以及他们付出的高昂费用，为不当对待埋下伏笔。

自称遭受性侵、人身限制与暴力对待的李星星，只是这个庞大群体的缩影。在她身后，是无数已经，或正在被推入险境，又无法被看见的孩子。

性教育缺失，被扭曲的“知识”

被鲍毓明“收养”，让李星星的人生迎来意外。

2015年12月30日晚，鲍毓明为“养女”李星星订好到天津的车票，第二天下午，他在停车场给李星星发去QQ消息，说自己已经到达。

那是新年前的最后一个晚上，近200斤的鲍毓明抱住只有70多斤的小女孩，实施了侵犯。李星星说，因为疼痛，她一整夜没有入睡。

按照其说法，直到因为下体疼痛上网查询，李星星才从一位医生那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：

“你被强暴了。”

中国作为世界上青少年人口最多国家之一，性教育普及状况却并不理想。

为了应对高发的儿童性侵案而成立的公益组织“女童保护”，就试图通过更科学的性教育，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。

据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回忆，曾经有一位小学女生直到听完课后，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性侵。由于及时告知家长，性侵者最终被警方抓获。

还有学生在课后反馈，校内一位老师经常对他们施行猥亵行为，“女童保护”因此与学校交涉，将该教师调离岗位。

但一个公益组织的力量，在庞大的需求面前，显得杯水车薪。

“女童保护”曾对全国31个省份的9151位家长开展问卷调查，结果不容乐观。

近七成家长从未对孩子进行过系统的防性侵教育，假如孩子遭遇性侵害，过半家长不能确定是否可以从孩子言行中识别，还有近三成的家长，认为性侵害的危险只可能发生在女童身上，男童没有危险。 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公布的《中国初级中学性教育实施状况报告》，则揭露出我国性教育存在的观念规避和形式主义。

截至2018 年，国内唯一开设性教育教师职前教育项目的高校仅有成都大学一所，从事性教育的师资力量匮乏，性教育课程被纳入心理、生物和德育等学科教学中，并未被单独作为一门学科看待。

在已经开设的相关课程中，学校性教育较多关注青春期生理发育、HIV/AIDS和性传播感染、友谊和人际关系主题。但对暴力、性权利、性和性别多元、社会情感技能、大众媒介与性、避孕和流产等敏感话题的关注却相对较少。

腾讯《2019中国年轻人性现状报告》，调查对象的性启蒙途径

与无力的性教育相对的，是巨大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数量。

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，检察机关起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.25万人，2020年1至3月，全国检察机关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决定起诉4151人，同比上升2.2%。

这些仅是冰山一角。

根据估算，由于受观念影响，受害儿童、家长没有报案，或由于缺乏证据，公安机关没有立案等原因，儿童性侵案件只有大约1/7会进入司法程序。

缺乏防范知识的孩子们暴露在巨大的危险之中，却无法及时觉察自己遭受的侵害。这种无知构筑出的“纯真”，给了别有用心者趁虚而入的机会。

李星星说，被侵犯以后鲍毓明开始向她展示未成年人性题材影片，其中充满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色情场面。通过这些儿童色情，鲍毓明向她灌输着一套另类的观念。

“你看大家都是这么做的，国外也是这么做的。别人家都是这样，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。”

模糊地带，未成年人的性同意

2020年4月，随着南风窗发布《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，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“画皮”》一文，李星星与鲍毓明之间的纠葛被揭开。

对于李星星作出的性侵指控，鲍毓明一口否定，坚称自己与这个年龄相差二十九岁的女孩之间是“恋爱关系”，曾约定过在李星星满足法定年龄后就结婚。

鲍毓明的姐姐也向媒体表态，称李星星及其母亲已经到过鲍毓明老家，见过男方父母。

李星星承认她和母亲见过鲍毓明的父母，但在她回忆里，那是在被侵犯之后，她们母女去找对方讨要说法。

“当我妈问这事儿时，他们说得很过分，那个奶奶说是因为那个坏蛋太开放了，那个爷爷说，我爸那个坏蛋（鲍毓明）他们从小就管不了，他们家全家都要听坏蛋的。我都被这样了，然后他们还问我要不要嫁给他。”

自从2019年10月9日，李星星再次报警，烟台市芝罘区公安分局作出《立案告知书》以来，案件推进一直缓慢艰难。援助过李星星，并跟进本案长达半年的周桃律师认为，这一局面主要是由于“构成强奸案的证据不足”。

2013年，最高法院、最高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对外公布了《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》

根据中国现行法律，李星星与鲍毓明初次发生性关系时已满十四周岁，在法律意义上具备性自主权，要构成强奸案，必须证明鲍毓明在实施侵害时，违背了她的个人意愿。

这一点，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难题。除非有确切的目击证人、监控、录音、伤痕，否则只能依靠男方自认或更多的间接证据。

对于是否出于自愿，李星星与鲍毓明各执一词。

只有一件事毋庸置疑，“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，以强奸论，从重处罚”这一刑法规定，在本案中并不适用。

相较更注重性教育的欧美国家，性教育不足的中国，法定性同意年龄反而明显偏低。

未加入联合国《儿童权利公约》的美国，各州的性同意年龄都不低于16周岁，有的州甚至定为18周岁。《德国刑法典》第176条“对儿童的性滥用”规定了14岁的性同意年龄，但实际上有14岁、16岁和18岁共三个年龄界限，适用于不同的情形。

新城控股时任董事长王振华案其中一名受害人仅为9岁，未满足法定性同意年龄

同时，对于特定关系人与未成年人之间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，我国法律也有所滞后。

针对这个问题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发文称，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滥用信任地位型强奸罪，“当双方存在特定关系，未成年人对特殊职责人员有关性的同意在法律中应视为无效，只要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，特殊职责人员就应该以强奸罪论处。”

即使这条提议得到落实，也已经与李星星当前的困境无关。

李星星之外，藏起来的阴影

再次立案，却迟迟没有结果，经历着漫长等待的李星星对采访她的记者说：

“不只有我，还有其他小孩儿，现在我受伤害，将来还会有别的小孩受伤害。”

根据《“女童保护”2018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》显示，2018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（18岁以下）案例317起，受害儿童超过750人。

在这些被公开报道的案例中，网友作案高达39起，占比18.57%，成为仅此于熟人作案的第二大施害者群体。其中，有16起发生于网络聊天平台、社交视频平台等网络平台，不法分子诱骗儿童发送裸照、裸体视频、进行裸聊、猥亵。

网络性侵害这一更隐秘的威胁，正向孩子们展开爪牙。

2018年1月，通过网友“黑客凯文”提供的举报消息，哈尔滨警方破获一条儿童网络色情产业链。涉案人员长期非法拍摄、售卖儿童色情视频或图片，以猥亵、侵害儿童牟利，甚至将与男童发生性关系明码标价——每名男童每次2000元。

付费会员制论坛、社交软件群组、在线直播软件、网络游戏社区，乃至专门的儿童色情网站论坛。侵害者们组织庞大，管理机制严密，又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，为破获该类案件增加了难度。

以打击儿童性侵、儿童色情为主业的“黑客凯文”，平均每个月会收到数百条爆料信息，但不是每一条举报都能得到回应。

“犯罪分子以游击战术见长，善打擦边球，且不少涉及跨地域、跨境办案，抓捕难度大。”

除了有组织的儿童色情黑产，网络也为恋童癖们隔空实施侵害提供了便利。

2017年，有媒体记者潜入涉嫌儿童色情的qq群内，发现该群00后未成年人数量过半。在这些有准入门槛、隐蔽而分散的所谓“交友群”中，成年人堂而皇之以经济利益为诱惑，寻找未成年人“出来玩玩”。

同时，部分主动混迹在这类群组中的未成年人，已经形成通过网络色情赚取零花钱的习惯，“只要20块钱，就可以提供裸聊，30块钱，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。”

除了社交网站、平台，就连游戏也无法幸免。面向少女儿童的网络换装游戏小花仙，就曾被爆出沦为恋童癖的猎场，孩子们为了一套价值仅几十元的虚拟服装，在潜藏于游戏中的恋童癖们引诱下，以分钟计费，进行视频裸聊。

而一旦接受了视频裸聊，就是更深的噩梦的开始，施害者极可能以此为要挟，要求在线下发生关系。甚至有惯犯要求遭受侵害的女孩在游戏内为他留言，从而吸引更多孩子下手。

国内某游戏内的恋童癖，通过游戏虚拟货币吸引儿童

在这类侵害面前，家长的不当应对只能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。

据“女童保护”对16152位家长的调查显示，如果孩子被人教唆诱骗，给对方发送裸体照片、视频，有2.32%的家长会选择严厉责骂孩子，12.73%的家长选择马上注销孩子的社交账号。

注销账号，会在一定程度上销毁证据，为后续报警及侦查工作增加困难。

而对孩子的责骂，除了让受到过伤害的孩子们背负上沉重的心理负担外，于事无补。

据研究显示，约一半性侵受害者会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，与其他创伤性事件所造成的应激障碍不同，性侵受害者更普遍地产生被社会谴责感，或强烈的自责——通过归咎自身的方式使遭受的侵害合理化。

这种合理化，会加重受害者精神与身体上所承受的痛苦。

已故作家林奕含，就曾借笔下角色”房思琪“之口道出这种复杂的心态：“我要爱老师，否则我太痛苦了。”

由此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李星星会把鲍毓明当成“她最亲的人”。

结语

2016年4月，林奕含公布了自己在婚礼上的致辞。

她一身白衣，用平和的语气说，“我原谅了他，因为这样我才能活下去。你们不能原谅他，因为这样其他女孩子才能活得下去。”

一年后，这位小说处女作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刚出版的作家，在住处上吊自杀。

即使选择了原谅，她依然没能活下去。

2019年4月8日，李星星尝试自杀，想结束自己还未成年的生命。

第二天，被救下的她坐在派出所里，陈述着自己这三年来的经历。一个个词汇，勾连成一场触目惊心的噩梦。

“高烧”、“经期”、“掐我脖子”、“射在里面了”。

两个星期后，这次报警有了结果——由山东烟台公安局芝罘分局给出的《撤案决定书》。不愿接受的李星星再次报警被拒，随后她被诊断出重度抑郁症，创伤性应激障碍，阴道损伤发炎。

事件另一方，被指控性侵的鲍毓明后来回应：李星星是希望通过“假自杀”，“达到她不可告人的目的”。

林奕含和李星星背后，还隐藏着无数没被看见的孩子们。

有的孩子因为性知识的匮乏，遭受侵害而不自知；

有的孩子迫于家庭、社会压力，在侵害发生以后不敢发声；

还有的孩子，即使用尽全力发声，依然没能得到公正对待。

给未成年人正确的性知识，建立健全的相关法律和救助机制，在侵害发生以后及时发现、干预，尽可能减少他们心灵的创伤。这些，是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，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。

如果我们的社会做得不够好，给犯罪者留下可以伸出黑手的漏洞，那么，当侵害发生那一刻，这个整个社会，都是罪恶的同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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